整体协同、逐步推进，是早已预见的新医改现实路径。整体协同必须考虑产业的接受程度，降低药价还是要从断绝医生与药品利润之间的关联入手，没有高价药的市场需求，自然无需政府费尽心思来降价，按市场规律办事仍是解决医改这个复杂问题的重要原则。

　　药价能够一步到位降下来吗？这个问题其实很像在中国考虑禁烟的得与失。在政府补偿不足、医疗机构仍需靠卖药补偿亏空的时候，反复提药品降价，与烟草工业提供大量就业和税收的情况下，提出全面禁烟一样，显得乏力。毕竟，这已经不是一个单因素的取舍问题。

　　在又一轮曝光暴利药的舆论风暴中，药品价格管理政策高调登场，欲将药品价格硬砍一大截的政府态度昭然若揭，资本市场医药板块也停止了持续的涨势，掉头向下。不过，药品价格真的能够按照制度设计再降一大截吗？

　　笔者认为，仅靠政府定价制度恐怕难以达到理想的结果。因为拉动药价取高不取低的体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，作为最主要药品销售终端的医疗机构对药品仍有逐利需求。

　　缺乏政府补偿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医改的主体，被寄予厚望。但是，没有解决补偿机制这个根本问题的医疗机构，目前仍要依靠自己创收来养活自己。企业之所以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，仍努力提高自己的产品定价，甚至对纳入医保目录的产品逆势提价，是因为有市场需求，高价药符合目前的市场游戏规则。

　　在解决医改最为关键的医疗机构改革问题上，政府并没有拿出一个执行性很强的统一指导意见，而是在16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开展试点。在以基础医疗为主的中国新医改中，药品尤其是基本药物的使用，必将成为医疗卫生总支出的重要部分，单独降低这个成本似乎能够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但在整个药品流通渠道中占有最优势地位，同时也分去最大利益的医疗机构肯定损失最大。于是，利润损失再度转嫁，迫使产业上游的工业企业再去寻找新的高毛利品种，低价药被排挤和淘汰掉，药价仍然难以降下来。

　　禁烟之难，除了经济上的权衡，还有历史遗留问题——观念上的问题。身为健康守护者的医生有的也吸烟，这给了反对禁烟者一个口实，健康与禁烟无关。所以卫生部坚决要求医院禁烟，自我做了表率，再进一步要求全社会禁烟。

　　药品价格的调整也有类似的情况，比如列入医改试点的诸多城市，多为核心城市，药品价格调整带来的影响更大，恰恰需要它们进行大胆试点，这样获得的经验才具有参考价值。也需要它们在整个城市范围的医疗改革试点中，全面考虑降低综合医疗成本的可执行方案，而不是简单地重复“头痛医头”甚至“头痛医脚”的做法。

　　说来说去，药价问题绝不仅仅是高者降之这样的简单公式套用即可的，医改难题当然也不是短时间和单一政府部门的政策便能解决的。整体协同、逐步推进，是早已预见的新医改现实路径。整体协同必须考虑产业的接受程度，降低药价还是要从断绝医生与药品利润之间的关联入手，没有高价药的市场需求，自然无需政府费尽心思来降价，按市场规律办事仍是解决医改这个复杂问题的重要原则。 (责任编辑：魏小刚)